云南彝良地震遇难者抚慰金标准提高到2万元 确保及时发放

刑事诈骗的对象却是其控制的4家出租车公司的普通职工，以无权处分的形式诱骗职工签约，获利上亿。

苏荣曾任三省绝对一把手，拥有绝对的权力贪官被抓或被杀，对其家庭也是一种灾难，其整个家族也会因此蒙羞。

管理审批中的贿赂，如果是企业支付，会增加企业的成本，减少财税收入，如果是下级政府单位支付，也是财政资金承担。既然如此，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本应是水到渠成，为何迟迟难产？这一方面是我国大陆的立法体制所致。凡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痛恨腐败，何况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。权力是管理公共事务、支配公共资源的资格和能力，是全体社会成员为了公共目的，将各自的私人权利让渡一部分出来，集中起来，由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行使。等条件成熟再公示的说辞，纯属拖和赖的借口。

遮丑是人的本能，官员也如此。三公消费属于行政机关的日常经费，由财政支出，是一种公开的特权腐败。从法律学的角度分析，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作出明确的选择和决定。

其三，实行机构分设和人员分离。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，两者是对立的、排斥的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，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与运转效果，尚待各个试点省份去探索与检验。按照新法，英国正式设立法官任命委员会，负责法官遴选工作。

南欧模式以审判独立为主要价值取向，侧重司法人事，只是主管范围有宽窄之分，有的只负责初任法官遴选，有的涵盖法官遴选、晋升、调任、惩戒和罢免各个方面。但是，如果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决定可以被轻易推翻，或者只是根据相关部门的提名走过场，并不符合设立这类委员会的初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普通法系一些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度。英国的法官任命委员会则包括法官代表5人（上诉法院法官、高等法院法官、巡回法官、地方法院法官至少各1人）、律师2人、非法律人士6人、行政审判所1人、地方治安法官1人。例如，在组建法官遴选委员会时，应结合司法人事改革的大方向，综合考虑由委员会行使的职能，确保遴选工作能够与干部管理程序、法定任命程序有效衔接，避免遴选程序沦为新的形式主义。中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欧洲各国纷纷设立司法委员会，执掌司法政策、司法人事、司法预算、经费保障等司法行政事务。

为配合新设立的英国最高法院，英国还成立了最高法院委员会，具体负责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选。墨西哥联邦司法委员会的法官代表也多数来自最高法院。但其中不少问题，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重点研究。例如，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就由最高法院委员会遴选，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法官由法官任命委员会遴选。

例如，按照英国《宪法改革法》，首席大法官原则上不得拒绝法官任命委员会确定的人选。如台湾地区的法官遴选委员会，就包括考试院代表2人、法官代表6人、检察官代表1人、律师代表3人、学者（包括法学、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）与社会公正人士6人。

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常会召开听证会，对候选人进行公开质询。如法国的最高司法会议（1946）、意大利的最高司法会议（1958）、西班牙的司法会议（1978），这些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在司法伦理上，应强化对不同界别委员的监督，防止不规范、不公正的现象出现。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多数为兼职，不可能包揽所有选任事宜。按照南非宪法，总统只能从司法从业委员会提供的名单中选任法官，如果他认为某人不符合要求，必须说明理由。所以，遴选委员会大都设有办事机构。权威 考虑到司法权的重要性，即使在以委员会形式遴选法官的国家，最终的批准和任命，还是交由国会、国家元首或首席大法官进行，由司法委员会直接任命法官的只有葡萄牙等少数国家。在美国，联邦法官任命的政治色彩更浓，候选人动辄被贴上自由派或保守派标签。

但是，为确保司法人事决策能够惠及整个法官群体，而非仅令上级法院法官受益，一些国家格外注重下级法院法官代表的制衡作用。如我国台湾地区，就依托司法院设立了法官遴选委员会，但司法院无法左右选任结果。

听证会全程在互联网或电视台直播，社会公众或媒体记者都可前往旁听。在法国，最高法院以下法院的法官可由司法部长提出人选，但最高司法会议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。

对专业能力的审查与把关，可通过不同途径实现：首先，委员中本来就包括许多资深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，可以从专业角度进行评估。英国2005年通过的《宪法改革法》，彻底改变了过去由司法大臣主导法官选任工作的机制。

本文全文发表于2014年6月27日《人民法院报》第5版燃灯絮语栏目 进入专题： 法官 法官遴选委员会 。唯有如此，才真正有利于探索出一条既立足中国国情，又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选任途径。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的司法会议，也是下级法院法官代表占多数。在实行法官员额制的国家，法官岗位一旦出现空缺，都会向社会公示。

法院层级越低，判决影响面越窄，选任标准越侧重专业选任模式，注重专业能力的考核。最后，依托公开的选任程序，候选人将受到社会各界监督，滥竽充数者很难蒙混过关。

最高法院委员会主席由院长兼任，副院长、英格兰与威尔士、北爱尔兰、苏格兰三地的法官任命委员会主席担任委员。据统计，已有60%的国家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司法委员会，98个国家将司法委员会明确写入宪法。

联邦制国家一般会在联邦、州两个层面分别设置法官遴选机构。法院层级越高、判决影响面越大，法官选任标准越贴近政治选任模式，注重意识形态的考察。

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，由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、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，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。例如：法官遴选委员会是不是常设机构，委员相对固定、定期轮换，还是因事而设、一次一换？委员会是依附高级法院而设，还是依托省级人大设立？是否应当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？办事机构设在何处较为适宜？遴选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哪些，是仅限于初任法官选任，还是包括法官等级晋升、上级法院遴选，乃至出任院、庭长职务？ 遴选是以书面审查、个别谈话、民主考核方式封闭进行，还是以公开听证方式展开？遴选是等额还是差额，是否引入竞争机制？遴选名单由谁提出？下级法院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的作用如何体现？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如何配备？法官占多大比重？如何充分反映下级法院声音？如果有律师代表，如何防止利益冲突，是否设置回避程序？最后，是否有必要设立中央层面的法官遴选委员会，负责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遴选事宜？ 针对上述问题，笔者梳理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官选任制度，试图通过细致比较，了解域外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功能和机制。如德国联邦法院法官统一由联邦司法遴选委员会选任，各州法院法官由州司法遴选委员会选任，极少数州由司法厅长任命。经过这种严苛、公开程序选任出的法官，专业资质和职业操守会得到广泛认可。

之所以说是相对独立，是因为有些委员会虽然依托于某一机关设立，但委员来源多元、决议实行票决，可以避免受长官意志影响。只有在判定相关人选专业资质不合格，并且有确凿证据支持时，才能作出拒绝决定，或者建议委员会重新考虑。

其次，许多国家的遴选方式包括笔试和口试，足以检验候选人的专业水准。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，在新一波司法改革浪潮的推动下，司法委员会选任模式逐步被各国接纳。

最后一种较罕见，仅在瑞士、美国部分州法院适用。推动这项改革的动因在于：大陆法系法院的科层制色彩较浓，下级法院法官的任命、选调和考核，常由上级法院把控，导致审级关系异化，妨碍审级独立。